笔者认为，对于行贿罪的适当宽容并不会造成行贿行为的泛滥，相反，在查处贪腐案件的时候，对于当事人披露出事实真相有着相当的鼓励作用。

其中包括：在指导思想系列中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而不断改变形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了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权利负面清单制度，认定国家机关和公权力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法无禁止则自由，这是国家治理中人权理念的升华和文明进步。全社会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坚守法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会公平。任何人的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害或削弱，当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削弱的时候，应当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法治化的治理要比人治化的治理更富有效率，更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个层面是法律运行与操作过程，通常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有的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定程序进行，不得超前推进，防止违反宪法法律的改革对宪法法律秩序造成严重冲击，避免违法改革对法治的破窗效应。无论法律具有什么样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都出于文化的统一性而不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实体与方法论上的严格。

除此之外，整个法典化运动也始终都是受这样一种信念所指导的，即把法律编纂成法典可以增进司法判决的可预见性。[45]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的影响不仅在欧洲大陆，而且在中国都是深远的，这种科学主义对中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深重的。[29] 大陆法系方法论转机的关键，在于重新树立了人文主义的法律观，并由此促使了法律方法由科学主义问人文主义的转向。人们可以无视时代的改变，将法律安稳地存在于一部神圣不可侵犯的典籍中。

[16]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规定是法国用以颁布民法典的风月30日（1804年4月21日）第12号法令的第7条规定：自本法生效之日起，罗马法、法令、通行和地方习惯、制定法以及条例，无论其为一般的还是个别的，对本法所涉及的问题均失去其法律效力。方法论问题，小而言之，是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手段问题，大而言之，是个哲学世界观问题。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32]前注[11]，[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书，第101-102页。[23]法律被归入人文社会范畴，由此也就决定了对法律的理解和把握根本上不能依赖自然科学方法。法律思想不可能通过与‘实在的世界之相对而成为客观的。

[11]这种信念的集大成者，便是盛行于19世纪的概念法学。……这样，关于真理的主张就发展成了比16-19世纪的君主专制主义更为激进的新专制主义。[28]他进一步指出，西方社会面临危机，其深刻性和全面性是前所未有的，各种问题是同一危机的不同表现，因而无法通过局部调整来解决。我们知道，尽管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是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作出的理性处置，然而法律又有其形式化的一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就事论事。

首先，科学主义方法论易使法律发展偏向于为了知识而不是为了人，结果是以客伤主、异化横行，同时也易造成法律实践品性的弱化。科学主义使得知识、真理在社会生活中以及整个正当性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甚至于知识和真理被视为一种正当性的渊源。

鉴于真理乃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法律只不过发挥着一种工具性的作用而已。……效法笛卡尔和牛顿来思考和行动，于是导致了现今世界的各种困境和灾难。

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就提出了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这方面的成就对人们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诱惑，即把自然科学所运用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胡玉鸿：《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科学主义强调的是，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法律的人文性决定了法官不但要追求法律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还应对规范背后的社会变迁和价值世界有所关照。[35]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属于价值领域的正当性问题。

拿破仑禁止法律界发表任何对法典的解释，就是强调他所进行的编纂完美而严密。[32]显而易见，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法律规范基本上都是采取普遍主义的运行方式，也表征为法律规范是以一种普遍人性为基础而运行的一套行为规则。

[44] 四、余论：中国的法治建设也需摆脱科学主义的桎梏 科学主义问题，既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问题，也是中国法问题。[29]前注[28]，[美]弗·卡普拉书，第1-2页。

[5]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唯科学主义，具体言之，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参见[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23][德]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24]埃利希也指出，尽管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法学的方法看起来很接近，但一如伦普夫（Rumpf）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们确实有很大的差别。王麟：《法学知识的属性与进步》，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45]王麟：《法学的知识属性与进步》，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人文主义推动了法律观从本体论转向存在论，有助于实现法学价值目标的转向，即为了法的法学转向为了人的法学。

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27]事实上，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就是因为本应以人之为目的的合法性却被科技知识给霸占和殖民化了，并试图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知识技术性问题。

在人文主义那里，知识和法律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存在的。职是之故，法学上的观察和一般化从一开始就指向与在纯科学的活动中情形不同的对象，也获得不同的结果。

[18][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关于科学主义理解，一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于人类社会认知与研究的做法，称作科学主义。

在人文主义看来，既然普遍主义的法律无力关照个体，那么法律就只能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底线，在满足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尽量缩小其干预范围。严格说来，真正的法律是产生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法律只能是人类社会的法律，没有存在于人之外的法律。作为其必然结果，法学家易专注于寻求体现绝对规律的客观知识和客观法律，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就是规律的体现，而法律被视为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最终科学表述与提炼。卡内冈教授指出：显得与众不同的，是欧洲大陆的发展模式，英格兰的发展模式倒是正常的。

人文主义法律又是如何保障人的自由的呢。[11][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15] 再次，科学主义易使法律发展的中心建立在知识本体论的基础上而忽视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建设。[14]前注[13]，[德]迪特儿·格林书，第33页。

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